宿迁，江苏北部一个革命老区、贫困的农业大市，这种城市在我国南方诸省如遍地的紫云英一样普遍。但2006年，唯独这个城市被卷进了舆论的漩涡，成为全国讨论的焦点，原因就是始于几年前的一场医疗改革。

　　早在2000年，江苏省宿迁市便开始了一场公立医院私有化的改革之路。五年中，宿迁并未就医改对外界给予任何明确回应，直到2005年，宿迁通过各方媒体公布一系列数字并下发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医院发展的意见》文件，首次回应医改。而在同一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一个名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研究组在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后，抛出一个结论：“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进入2006年，先是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亲临宿迁查并对医改给予高度评价，随即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先后给出两份对宿迁医改不同结论的调查报告，而宿迁自己则认为医改已基本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高调承认医改成功，这些都引起了整个社会范围内对宿迁医改的争论。至此，宿迁因整个国家由来已久的医改问题，因北大、清华两所全国最高学府的对立结论，因宿迁官员、老百姓、媒体、专家学者、医疗从业人员的全面介入，演绎了一场2006年最热烈的公共讨论。

　　而在网民进行宿迁医改大争论期间，网络惊现“虐猫女”与“铜须门”事件，“A级通辑令”“江湖追杀令”等词在虚拟世界流传甚广，而且网络上的舆论狂潮升级至对现实生活中“虐猫女”与“铜须”的追打，于是一场场网络暴力在2006年不断上演，几个当事人的生活在毫无预警中被民意的力量击打得面目全非。

[案例回放]

　　第一幕 昔时因

　　自2000年宿迁政府卖出第一家医院开始，到2006年，这场所谓的“卖光式”医改已经进行了六年。六年多的时日，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好的时代也可以这样倏忽而过；但是，六年，对于一场彻底的改革来说，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

　　今日之意，皆来自于昔时之因，我们先回到宿迁医改的开端。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宿迁市是1996年在苏北4个贫困县基础上新组建的一个地级市，当初做出这种组建的原因正是为了改变当地的贫困状况，下辖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宿豫区、宿城区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共111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处，人口510多万。1999年底，宿迁市的人均年财力为6200元，不到北京高级白领一个月的工资。而在卫生资产和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两大指标上，宿迁排在江苏省的最后一位，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大约在2000年的医改前夕，宿迁进行过一次彻底地调研，在此次调研中，宿迁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种种弊端再也无处可避：

　　资产方面，2000年前，宿迁百余家乡镇卫生院总资产不足2个亿，而负债数目达到了近1个亿，资产负债率为48.8%，资不抵债、不能按时发放工资的情况比比皆是，各医院债台高筑，自顾不瑕；

　　医疗设备等硬件方面，由于资金不足，在卫生事业上的投入力度不够，使得各医院设备更新缓慢，技术滞后；

　　医护人员方面，宿迁乡镇医院中90%的医务人员没有职称或者仅有初级职称，是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在业务水平、医德医术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

　　由于上述几点原因，宿迁的医卫系统长期以来运转难，服务差，并形成了恶性循环，效益不佳，人心渐散。

　　这次调研显示出的以上几点弊病，被宿迁官员无奈地称为“四座大山”，在这几座大山的重压下，宿迁医卫系统亟待改革。但由于积病已久，加之医卫系统的特殊性，宿迁曾经做过的几次小规模的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只限于各单位内部运行机制条条框框的改变——宿迁医卫系统急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对医改的起步起决定作用的人出现了——

　　二、但使龙城飞将在

　　仇和，这个近几个来与宿迁一同受到关注与争议的人，被媒体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一路伴着宿迁走入公众视线，1996年，他是宿迁筹建领导小组成员，而宿迁成立后，他先后任宿迁市副市长、市委常委、沭阳县县委书记、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直至2006年离开宿迁任江苏省副省长。在医改被关注之前，因宿迁沭阳县教师罢课、小偷检讨等事件在全国范围的曝光，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就引起了媒体与公众的关注，而医改开始后，仇和同其领导的医改一样，被时代推到了风口浪尖。

　　仇和自己曾说过：“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有感而发，因为他本人同宿迁医改一样，面对的正是这种评判标准，人们对其评价也往往走向两个极端。在“百度”中查找“仇和”，我们搜到相关网页约42700篇，一个基层官员竟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仇和现象”。2004年2月5日的《南方周末》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为题，大篇幅报道了这位“连名字都充满了矛盾色彩”的领导。

　　2000年仇和升任宿迁副市长，他注意到医疗卫生这块四处漏风的系统，尤其是在“四座大山”的调研结果出来后，仇和在当年秋天终于亮出医改之剑，剑锋凌厉剑气逼人，直捅医疗旧制咽喉。

　　在改革之初，仇和设定了医改中的“四分原则”：

　　一是“管办分开”，政府由办医疗变为管医疗；二是“医卫分离”，严格界定医疗和卫生两个领域的职能；三是“医防分设”，在全市各乡镇设立乡镇防保所和乡镇医院，防保所由政府主办，履行公共卫生职能，医院由进行股份制和民营化，履行医疗职能；四是“医药分家”。

　　这种打碎传统政府抽身医疗领域的政策，被很多人认为是政府“甩包袱”之举，从百姓到医务作人员，从官员到学者，异议不断。仇和不改往日“铁腕风格”，坚持改革，而他曾经领导的沭阳县成为医改的发源地。随着沭阳县第二医院董事长兼院长孙志广已经在2000年与6名同事举债以157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作为宿迁市第一家公开拍卖的医院——-第二医院，并首先实现“去国有化”，宿迁医改正式拉开大幕。

　　在仇和上任之初，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仇和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

　　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同年，仇和升任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

　　这个“护身符”也让仇和的改革之路得以继续，一位江苏学者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这个在巨大的压力下曾说过“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的市委书记象舞台上一个落寞的导演，却依然固执坚定地拍着自己的改革大戏。也因着他的坚持，宿迁医改在拍卖槌的起起落落间，在无数的变动与纷争中，兀自开展着……

　　三、天涯霜雪霁寒宵

　　宿迁医改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是政府退出医疗市场，只扮演“管医院”的角色；另一方面是医院的产权问题，也就是医院私有化，政府通过拍卖的方式将各类公立医院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个人、组织或公司，公立医院被改造成了股份制、合伙制、混合所有制、个人独资医疗机构。而这也正是普通百姓无法接受的地方，在一片片“成交”的声音中，政府形象变成了出卖公共利益，为赚钱把人民的医院都“卖了”的恶主，宿迁医改在实施之初，步履维艰。

　　乡镇医院二次转让

　　由于此次医改没有先例可循，仇和带领的政府打出了“强势发动、强行入轨、强制规范、强力推进”的口号，并且先从影响范围较小的乡镇医院入手。

　　出乎意料的是，原本不起眼的乡镇卫生院在拍卖中却一次次地以“天价”成交，成交金额远高于净资产额。

　　沭阳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时潮曾回忆说，“当时最火爆的当属沭城镇卫生院的拍卖，起拍价翻着滚似的往上蹿，竞标者谁也不肯认输，数次较量，最后以全县最高价293万元成交。”

　　公立医院障碍重重

　　宿迁市人民医院在宿迁是行业龙头，建立于1905年，是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在当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2003年宿迁政府决定动刀宿迁市人民医院。此时正是宿迁医改进入全面推广期的时段，也是其受到全面责难的时期，从宿迁自己的百姓到外部旁观者，都对宿迁改革给予了否定的评价。宿迁市人民医院的改革变对着难以想象的困境。

　　据2003年4月刚刚上任的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回忆，2003年7月10日，宿迁四大套班子成员除仇和以外，一齐赶到人民医院会堂出席改制动员会。但是到了开会的时间，可以容纳近千人的会场只有十几个退休的老头，全体职工包括他们的家属近千人，挤在门外抗议改制。

　　当天夜里一点多，刚刚到家的葛志健就接到了仇和打来的电话：“为什么一心为大家着想，大家反而不理解呢？”葛志健认为这是医务人员在不知内情的条件下怕自己利益受损的正常抵触态度。于是，仇和决定公开宿迁市人民医院改制方案，只是因收购方严格的信息制度暂时把其名字隐去。收购方案公布后的第三天，市四大套领导班子的原班人马再次在人民医院会堂召开动员会，医院职工全部到会。改制才得以继续进行。

　　宿迁市人民医院的成功改制一直被当地官员称道，同宿迁市人民医院一样在改制过程中一波三折的情况还有许多。更要命的不仅仅是医务人员的不配合，而是从上到下的一片反对声，宿迁医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着“里外不是人”的角色。

　　早在2001年，江苏省卫生厅便集中整合了对宿迁医改的五点质疑，成为一份调查报告，这“五大罪状”分别是产权改革不规范、用工制度混乱、职工利益收到侵害、医药市场混乱、内部管理松懈。

　　到2002年，省卫生厅对宿迁医改的态度仍然是不置可否的“三不原则”：不争论、不推广、不宣传。

　　上级的不支持已经给了宿迁当局重压，而宿迁医改为之服务的老百姓们的不理解、责难、“雪片一样的告状信”更是让宿迁医改几近寸步难行之地。作为卫生局局长的葛志健也曾委屈地做过解释，试图引领人们抬头看向医改的发展之路，但是其微弱的声音在公众庞大的情绪面前根本无人听到。

　　在一片混乱中，宿迁的决策者按照仇和一贯的“不争论，坚定不移搞改革”的原则奋力前行，而对于经历过无数非议、责难、谩骂后的他们而言，这些过程都已不再重要。无论是乡镇卫生所还市县市级公立医院，被谁收购改制几次并不重要，用哪种改制方案也不重要，他们要的只是一个结果——

　　四、守得云开见月明

　　在宿迁埋首独行了五个年头后，宿迁政府终于不再低调，大胆站在了公众审视的目光下。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说“宿迁的医疗卫生改革已经进行了5年了，应该进行总结了，应该有一个说法了。”

　　2005年2月18日，宿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医院发展的意见》，文件中规定：到2010年，民营医疗资产要占到全市总资产的75%，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均可依法采取独资、股份、联办、合作和中外合资等多种形式申办民营医院。同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研究报告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在两相不同的结论中，全国上下各个媒体重新聚焦宿迁医改，卫生局局长葛志健底气十足，他说“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在改革中尝到了甜头”。

　　到2006年6月，《宿迁市第二次卫生服务调查报告》得出四项结论：看病难的历史难题基本解决，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看病贵问题基本解决，民众医疗卫生负担基本减轻，老百姓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明显提高，宿迁高调承认医改成功。

　　时至今日，还没有人真正敢说在中国积习已久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宿迁改革中得到了彻底解决，宿迁自已也明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摸索”。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威能够一语成谶，而这场公共的讨论也不再弥漫着恶毒、抵毁、中伤等各种你死我活的激烈语言和情绪，不至扼死这个刚刚起步的孩子。

　　第二幕 学者之争

　　宿迁高调承认医改成功的消息在全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敏感期格外地引人注目。如果说2005年，整个社会只是关注在医改大环境下宿迁这个个体的特殊性，那么2006年，因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在进行调研后公布的一份《江苏省宿迁地区医改调研报告》，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开始深度思考宿迁的结果、意义、成败，每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2006年，中国的医疗改革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宿迁年”。

　　2006年4月6日至10日，4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学李玲教授领导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CCER组）两次悄然赴江苏省宿迁市进行调研，并于6月22、23日，在《中国青年报》上连续两天发表了根据调研写出的《江苏省宿迁地区医改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在报告开始，调研人员即说明他们采用的是“不惊动当地政府，近十名经济学家和学生作患者去各医院就诊，在就诊时调查访谈医生和患者，然后再与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和医院院长及相关人员进行交流，汇报所见所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解释，以校对和证实调研结果。”

　　李玲教授这份“暗访”调研的结果先是从宿迁市超常规赶超发展的大背景出发，肯定了宿迁医改的成绩，即：政府财政负担减轻；医疗资源数量迅速增加；医院经营方式改变、管理加强、竞争手段丰富，医务人员积极性增强；医务人员的流动性增加，收入也增加；医疗服务项目迅速增加；挂号费、单项检查价格和药品单价稳中有降。在六大成就之后，报告重点指出了宿迁医改的六大问题：

　　“看病贵”并没有解决——引入市场机制后医疗费用出现了另一种扭曲；

　　区域卫生规划缺乏，三级医疗网络被打破；

　　对乡村医疗的打击始料不及：基层医疗削弱；

　　医院对医生培养积极性不高，高水平医疗队伍发展持续性不足；

　　政府不再办医，但监管不力，面临一些新问题；

　　政府从医疗服务市场退出，但公共卫生投入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

　　通过分析，李玲教授和她的课题小组认为宿迁医改并未解决公共卫生的发展和“看病贵”这两个医疗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得出的调查结论是“目前宿迁市‘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虽然肯定了宿迁医改取得的部分成绩，但认为其违背了一些医疗卫生领域的理论规律

　　在《报告》发表后不到一个月，7月17日李玲的同事、同是北大知名教授的周其仁，在其《经济观察报》的专栏中先后发表上下两篇《也谈宿迁医改》的文章，文中用“大失所望”四字表明了作者对李玲和CCER组的调研报告的失望。

　　周其仁认为，李玲作为“政府主导”医疗模式的领军人物，在《报告》中并没有将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作为反复调查精细研究取证的根据，整个报告体现出这些调研人员“对‘只有政府才能解决医疗卫生问题’的先入之见偏爱至深，而验证工作的规格却过于大意和马虎”。他举出文章的几处具体例子，指明《报告》中数据来源不清、范围不明、调查方法不严谨的弊端，尤其是在提出否定批评意见的根据时的随意态度令周教授十分不满。

　　对于宿迁医改的成败，周其仁本人的态度属温和派，只是提出“不管叫什么改革，事关民生的事情，总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才最后算数”的说法。但他对于李玲《报告》的不满与失望之情却表现十分坚决，“我认为，《报告》对宿迁医改否定性的评价，并没有以可靠的、合格的验证为基础”。

　　此等激烈的言词必然引起了CCER调研组的不满，很快，调研组成员就以上下两篇题为《周老师，且慢生气》的文章为《报告》作解，此二文正与周其仁教师两篇《也谈宿迁医改》遥相呼应。在文章中，调研组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全盘否定过宿迁医改，对其所下的结论也是一分为二的，另一方面，文章对周其仁教授指出的一些调查方法和数据来源的不周密性一一作了解释。

　　在北大之争暂告段落后，2006年12月7日，我国另一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一位叫魏凤春的的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抛出另一份《宿迁医疗体制改革调查报告》，并对宿迁医改做出积极评价，认为“宿迁医改的尝试，其经验和教训，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的医卫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网上将这份报告称为“清华版”，而此前CCER调研组作出的报告被称为“北大版”。这样，北大清华这两所全国最高院校的介入与二者结论的不同将宿迁医改之争推至舆论顶峰。

　　魏凤春是清华考察小组的负责人。在北大版报告公布于媒体的第三天，6月26日到7月21日，他带领小组成员利用清华大学暑期社会实践的机会在宿迁开展了为期四周的调研。他们也同样是在“不惊动政府”的前提下采取明查、暗访、访谈的多种方式进行调研，正如李玲教授所言“清华调查小组在宿迁看到的事实，和我们是一样的，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同”。

　　清华版报告认为，宿迁医改成效明显，阶段性成果尤其显著；看病难的问题基本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有所改进，医疗服务价格有升有降，价格明显低于周边地区；新型公共卫生防保体系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政府与市场开始各司其职。他们认为，在中国的落后地区，地方财政紧张的现象不能避而不谈，而宿迁的医改模式正与此息息相关，是一条迫不得已但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道路：“虽然仍有部分瑕疵，但大方向是正确的。”

　　第三幕 政府之争

　　曾经对宿迁医改提出“五大罪状”与坚持“不争论、不推广、不宣传的”三大原则的省政府面对宿迁如今在医改方面的成果态度发生了转变。2006年3月23-25日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亲自在宿迁进行调研，他在仇和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宿迁市、县、乡三级的七家医院。对于民营医院，李源潮认为“这个做法很好，医疗服务的关键是让群众受惠，使人民满意”；对于公立医院引进其作地方的资金与技术转为股份制医院的做法，李源潮也十分认同。

　　这位北大经济学博士出身的省委书记以自己的立场提出了衡量改革成败的三条标准：卫生事业是发展了、停滞了还是萎缩了？人民是不是得到了更加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要看老百姓对改革带来的变化满不满意？根据这几条标准，李源潮在经过调研后宣布“对宿迁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且指出“要防止和消除对宿迁医改的误读”。李源潮甚至亲自为宿迁辨护，对社会大加指责的“卖光”医院的罪名李源潮解释，宿迁医改的实质，不是“卖光”和“私有化”，而是通过资产置换，进行医疗领域的结构调整。

　　2006年6月，在李玲北大版的《报告》公开不到一周内，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的张新实就接到卫生局根据《报告》整理的48条意见。沉默了五年的宿迁政府终于不再“不争论”，高调回应回应李玲报告及舆论对宿迁医改的否定与怀疑。用其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莉的话说：“我们过去甚少理会外界舆论，但是自李玲报告发表之后，就处于忙碌不休的状态，不是组织舆论反击，就是接受媒体访问。”这是宿迁官方第二次就医改发出的堪称高调的宣传，第一次高调宣传发生在《意见》的下发时。

　　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说：我给宿迁医改打80分；

　　宿迁卫生局局长葛志健说：我们在改革中尝到了甜头；

　　同月，宿迁作出的《宿迁市第二次卫生服务调查报告》说：宿迁看病难的历史难题基本解决，看病贵问题基本解决。

　　这些声音在宿迁医改的争论中尤为重要，宿迁政府本就是改革方案的拟定者与实施者，加之执政身份特殊性，其对公共讨论的平等性介入使得此次争论更加难能可贵。

　　而如今，宿迁当局正在一派大好氛围下依着去年下发的《意见》，继续大刀阔斧地坚持着改革。

　　在此次争论中，国家卫生部的缺席成为最大的遗憾。

　　在2003年8月，卫生部3名官员曾在宿迁就当地激进医改方案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调查，结果宿迁市卫生局局长葛志健当场遭到卫生部一位官员的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随后便没了下文。

　　到了2005年7月，卫生部参与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课题研究突然宣布“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舆论哗然。

　　2006年年初全国卫生会议上明确市场化不是中国医改的方向被有些人认为是卫生部对宿迁医改的态度；

　　虽然卫生部在近几年不断在医改方案上做出调整，也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做了多方努力，但是作为全国医疗最高管理部门的卫生部自始至终没有对医疗改革的先行者——宿迁医改给予明确、充分的评价。

　　我们认为，在这场涉及到本省市政府官员、全国范围内学者、医生、媒体、公众的广泛讨论中，卫生部的缺席是不明智的。它不仅自动放弃了参与到公众讨论、贴近群众、集纳民意的机会，而且弱化了自身在医改中把关者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作为主流价值的代表者，卫生部的长久缺席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将舆论危机引向自身，而放弃话语权与主动权的卫生部在此种条件下将会面临一场巨大的信任危机，这种与公众间信任链条的瓦解将成为更大的危机与失控的根源。

　　第四幕 媒体之争

　　媒体在宿迁医改中扮演着重要的决策，很多时候它们如同风向标，通过议程设置引领着公众的视线。在对宿迁医改的争论中，媒体不仅恪尽职守地扮演着自己观察记录者的角色，不同于以往的是，他们还充当了这次争论不可或缺的博弈平台。

　　2005年7月，强势媒体《南方周末》以《宿迁医改，五年激变》为题，大篇幅报道宿迁医改五年后的变化；同时，《江南时报》记者也奔赴宿迁，拿出几万字报道《宿迁医改初步解决看病难，卫生局长越来越有底气》；《人民网-时代潮》第十八期载文《宿迁医改真实表情》，这些媒体的报道使宿迁医改在五年后随着国家医改的大潮再度回到公众视线范围内。

　　2006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题为《江苏宿迁首次回应“卖光式”医改》的文章开始了媒体新的一轮“宿迁热”。相较于2005年，媒体对宿迁新模式不乏激动与探究的报道语气，2006年，大多数媒体不再偏执地为宿迁医改找一个说法，而是自觉谋求话语博弈平台的角色。

　　2006年6月22、23日，《中国青年报》连载了李玲教授的北大版《江苏省宿迁地区医改调研报告》；

　　7月17、22日，《经济观察报》刊登周其仁教授的上、下两篇《也谈宿迁医改》；

　　12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以《清华抛出最终报告称：宿迁医改基本成功》为题报道清华版《报告》的出炉；

　　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依然延续的同时，网络媒体在此次医改之争中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网络媒体虽然没有采访权，但是在转载纸质媒体相关报道的同时，利用其显著的交互优势，在相关报道下面设置讨论版块，比如网易在转载《中青报》的《江苏宿迁首次回应“卖光式”医改》文章下方增加“网友评论”内容。截止2007年1月23日，此篇报道共有970条评论。

　　另一方面，博客等新兴的媒介方式也让此次宿迁之争变得更加广泛、平等、有趣，在新浪博客搜索引擎中输入“宿迁医改”一词，我们找到268条博客文章，而清华版报告的负责人魏凤春的博客排在首位。在他的博客中，我们看到了《宿迁医改诠释了市场化的真谛》、《我是如何做宿迁医改调查的》《什么人在反对宿迁医改》《宿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争议分析》等多篇与宿迁医改有关的日志。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似拥有自己的一块自耕田，种什么怎么种都由自己决定，这为公共讨论的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条件，可以说，没有媒体的报道，没有媒体平台的提供，就没有此次话语的交错博弈，没有这次盛况空前的公共讨论。

　　第五幕 公众之争

　　宿迁政府始终认为“老百姓是最大的判官”，而对于这场改革，不仅宿迁自己的百姓发出了各种声音，全国其他地方的公众也给宿迁医改一个评价。曾经无处诉说的公众在技术提供了无限可能性的前提下，每一个个体都选择了一种自己的表达方式，尽可能地加入了这场对话。

　　在如今参与方式最简捷覆盖最广泛的网络平台上，我们看到了对宿迁医改这样的一些评价，宿迁人民说：

　　“我是宿迁人，本人对这种改革的远景效果并不看好，宿迁不光是卖了医院，其实连学校都已经卖了”；

　　“我是宿迁沭阳的，现在看病是好多了，不难的，医生态度也很好”；

　　“我是宿迁人，现在宿迁除了人没卖，其它能卖的都卖了”；

　　“作为宿迁的老百姓，我认为宿迁卫生事业改革符合社情民意，减轻了群众的看病负担，使人民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其他百姓说：

　　“要求一个地级市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与医改前相比、与未实行医改的相似地市相比，如果群众医疗保障提高了、就医条件改善了、看病费用下降了、宿迁医改就应该受到赞扬。”

　　“宿迁的模式很好”；

　　“治标不治本”；

　　“宿迁的医改肯定是失败的！”

　　“医疗系数不应该游离去市场之外，不参与竞争就没有生命力”；

　　………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这些力图冷静地声音中间，也有着十分不冷静的嘶吼。他们一般缺少客观的陈述冷静的说服，只是不断地以激烈的情绪、过度甚至污秽的词语、重复多遍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里多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有的只是最简单地情绪宣泄。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眼中的宿迁医改，在这场争论中，大多数人还是在尽可能平等地诉说着自己的意见，并提出种种可能的论证，甚至改变的方法。我们欣喜地看到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民意得到释放，而畸形的意见空间也终于一步步迈向和谐。

　　第六幕 从此续

　　宿迁医改究竟是“市场派”还是“政府派”，是“卖光式”还是“产权置换”，是营利还是公益，是成功还是失败，尚且没有定数，但是因此次医改引发的一场公共领域下的医改之争，其意义早已超过了医改本身。我们不会再用一个单一固定的评价体系衡量一次复杂的持续长久的改革，重要的是，此次医改之争使无数的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公共领域建构的一条标准，寻求共同话语空间下理性沟通的渠道和意义。

　　在2006年，宿迁医改之争给我们带来一场温暖的大戏，每一个或者参与其中或者远立注视的个体都成为了演员，那些嘈嘈切切的人声或者微弱或者不甚清晰，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整个舞台都是不可言说的壮丽与华美，每个人在彼此眼中寻到自身之所在。幸运如我们，在边走边唱中，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也希望为这场戏寻到一个最完美的脚本。

　　回归：理性沟通下的公共领域——通向理解之路

　　在写完这篇案例的2007年初，全国卫生会议刚刚在京城落幕，关于医改的争论还在不眠不休的继续着，市场化还是政府导？向左还是向右？可以预见的是，这场举国医改之争在短期内不会有一个定论。而远在江苏那个出过项羽和虞姬的宿迁，因一次医改带来的全国范围内对其的关注，一批批来了又去的调研小组、领导班子、学习观摩团队，一浪浪“好极了！”“糟透了！”的评论，也将渐渐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慢慢遗忘，他们的“私人领域”可能只是门诊费和药价降了几毛钱的些许变化。但是在过去的2006年，一场他们也参与其中的医改之争会在几年内，被专家、学者不断地提起，可能那个时候，医疗改革事件已经模糊，但人们会说：宿迁医改，那次精彩的公共讨论。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曾经指引我们前行路线的那些熟悉的路标都不见，新的地图又尚未分发到行者手中，于是，每一次对前路的探寻都有可能出现一片桃花源，当然，也可能是黑风白月的高崖。我们分外欣喜地探着宿迁医改之争这条路前行着，至少迄今为止，眼前还是一片公共领域的美景。

　　这次宿迁医改之争产生的公共领域因为参与主体的广泛、平等，学者的权威，意见交换的真诚分外值得我们欣喜与珍惜，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它扮演着积极的社会实验角色，摸索着一条从混沌走向秩序的路径。

　　公共领域是一个人们言行互动构成的场域，他开始于人们走出一己生活放弃一己之私而对一个共同问题发出声音的时刻，是社会开放性、民主性的重要标志，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阿伦特甚至认为“我们现实的感受依赖于公共领域————事物能够脱离其黑暗的、隐蔽的存在形态，而进入公共领域————的存在”。宿迁医改之争，正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强势塑形，是社会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是此种公共领域，并不是每个个体自说自话，不顾别人意见的领域，也不是用暴力与权力强制别人接受自己意见的领域，我们最终呼唤与期待的，是一个具有理性沟通能力的公共领域。

　　在多元价值的今天，理性的沟通能力是重建人类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基础，是人类寻回自我意义价值，迈向理性社会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性沟通不仅是我们认识判断问题的能力，在时代的背景下，它已经被赋予了道德之意。

　　网络上“无名的大多数”私自对“虐猫女”与“铜须”进行着道德大审判和现实中的残酷折磨。2006年，他们在民意的释放中浑身伤痕，留下一个痀瘘的背影和前途未卜的命运，而直到他们转身离去都不清楚那些伤口到底是什么人所为。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强调着对“人”的关注，强调理性沟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强调公共领域的广泛性公正性。可以肯定的是：理性沟通下的公共领域，在继往的社会发展中将有着居之不疑的意义。

　　1、政府在改革中如何与利益相关者、与公众实现有效沟通？

　　2、以大学学者为代表的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在其中表达的不同意见对于公共领域有何意义？

　　3、“北大报告”与“清华报告”为代表的两类评价对于其余参与者又起到何种作用？

　　4、公共领域内的声音如何能在第一时间返还到政府那里？而政府的公共决策如何能在最快时间内传达给民众？

　　5、在公共领域中，媒体扮演了何种角色，新兴的网络媒体在公共领域的形成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6、在宿迁医改之争中公众多是在网络上参与公共讨论，他们是否会因其身份的不可知性而演绎一场虚妄表达，这种状态下的公共领域是否还具有有效合理性？

　　困境：政府决策的有效性应如何实现？

　　解答：公共领域的定义、构成及其重要性。

　　在我国，政府改革一直是少数人的选择，那么如何让这些个别选择成为公共选择，直接决定了一次改革一项决策的力度和效度。宿迁长久以来积贫积弱的现象本就使得政府与公众间的信任链条脆弱不堪，而既有的几次“小打小闹式”的“改革”非但没有解决原有问题，反而有所加重政府与公众的矛盾。

　　查尔斯·泰勒在其名篇《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中，曾指出这种政府机关与普通公民脱节的现象，公民觉得“现代的国家越来越受到自己内部的权力运作、官僚程序、或精英政治的左右”，而他们自己则“越来越无力影响政府的作为，也无法使自己的声音为政府所倾听”。宿迁在医改实施前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公众对政府正产生越来越大疏离感的窘况，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宿迁政府将在这种负面的“距离”中与公众渐行渐远，直到公众撕裂契约。而这种措施，在泰勒看来，即是所谓的民主决策。

　　形成民主决策的条件被泰勒概括为：相关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分子，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其他成员也将分享这些目的；公民的各种心声能够真正被倾听；制定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这些条件的实现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即是公共领域的实现。

　　所谓公共领域，被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定义为，观点可以均衡表达的社会场域，一个开放性的、民主化的社会系统被建构的标志之一，即是公共领域的渐趋形成。在这个领域中，象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它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这个领域在原则上应向所有的公民开放。在条件与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公共领域的形成本就是自然而然的。意见表达是人类自由的体现，人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被他者认同。

　　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媒体交换意见，对问题或质疑或达成共识，在这里，每一个个体满足了表达的欲望和渴望被倾听的心理，在这里，一项政策能否执行及执行效果如何将得到最直接的体现。因为在公共领域，“唯有被认定为重要的东西，唯有值得被看见或听见的东西才能够受到容忍”。

　　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公共领域都应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同质或异质的）参与者；（沟通或非沟通的）媒介和（辩论或非辩论的）共识；它们的协同作用决定着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类型。而随着现今信息时代的到来，公共领域的构成三要素也在发生着变化。

　　首先是参与者范围的广化，尽管这与哈贝马斯所称的“任何具有言说和行动能力的人”还相差甚远，但是宿迁医改之争的参与者与代表性已属难能可贵。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到草根，都以各种方式加入到论争的场域。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在公共领域内的现身，使得意见更具有了公开性与广泛性；

　　其次是公共领域中媒介使用的综合化，在宿迁医改之争中，传统的纸媒与新兴的电子媒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见，公共领域中媒介的去中心化与综合化已成为趋势；

　　最后，在逐渐走向共识的过程中，公共领域内意见的表达呈现多元化发展。主体参与者的广泛性带来了价值取向与评判角度的多元性，所有人都基于平等的权力提出问题，并对别人的观点进行质疑。在宿迁医改的“红与黑”大辩论中，每一位参与者都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光明正大地言说立场，而不是义无反顾地直接投入到所谓权威的一元化评判中。

　　公共领域的基本标准正越发清晰，它的构成也正在趋向合理化、有序化。而这些变化使得民意表达的公共领域在现代民主政治、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宿迁早期的几次改革因其的不合目的性根本没有被抬上桌面，自动化成了无关痛痒的事退出了公共领域，政策也基本算不上得到实施。而随后到来的“五年激变”初始，以强制手段开展的医改决策虽然不能代表公共选择，但是，后续的热闹非凡的公共讨论使得改革在客观上得以顺利进行。我们可以看出公共领域对一项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在今日，媒体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与实现方式上的简易性交互性和迅速的反应性使得更多的声音参与进来，通过媒介，公共舆论与公共交往能够独立于政治之外而对政府与社会的各种问题加以调节，影响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公共领域已经成为实现民主的重要前提，政治权威合理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困境：当政府领导者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时，政策执行是否还能理性客观？

　　解答：公共领域危机之一——政治权力对公共领域的干扰与破坏

　　仇和在宿迁医改的群体领导中成为了一个具有显著特点的个体领导者，而因其引发的“仇和现象”本身就构成了此次医改公共领域的重要一部分，公共领域对政治领导人的种种讨论是否会引发政治权力对公共领域的介入呢？

　　公共领域是建构在自由表达与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政府是公共领域“唯一合法的控制者”，我们并不主张这个界定。上溯到早期哈贝马斯时，他就曾经指出，理想民主政治下的公共领域，国家政府应当在法律制约下只充当公共领域担保人的角色，是保证自由的权力机关，不能干预；而公共领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调节，从而使国家更好地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在我国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政府确实长期扮演着公共领域控制者的角色。曾经的无法建制与党派化成为干扰公共领域的主要因素，公共舆论非但得不到国家体制的承认与保护，而且被政治权力击得面目全非，谎言横行。早在19世纪末维新之时我国就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舆论中心，民国之后也在法律中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但历史无数次的证明，这些声音稍稍体现民意，就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干扰甚至迫害，公共舆论历来只能在政治权力的强弱变化中寻找生存空间。

　　尤其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领域在政治权力的打压下遭受了几近灭顶的灾难，政治权力的力量使得言论自由几乎为零，公共领域内充满着惊恐、怀疑，没有人敢言说，也没有人愿意倾听。更可怕的是，一部分人将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看作是公共领域的标准，不加裁定地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最残酷的言论禁锢。在那种情况下，公共领域根本不称“公共”，它缺少了最广泛的声音和最温暖的人心，成为一片荒芜之地。

　　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直接推动了媒体的市场化，在这种潮流中，公众领域与表达空间日益宽松。此次政府在面对民众对其领导人仇和褒贬不一的声音时，所表现出的客观与冷静就很能说明我国政府的进步，他们并没有因为民众对领导人的“冒犯”而采取政治权力进行干预。一方面说明公共领域平台的无限拓展使得政治不再具有扼住某几家媒体便能扼住民意的能力，但我们更愿意把这看作是我国公共领域在沉默畸形多年后的一个隐喻或暗示：那个建造坚硬框架和围栏的时代行将远去，我国公共领域终于逐渐走向合理、健康。

　　但是，公共领域毕竟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个系统，它是意见表达的载体。其中必然充满了与政府意见不和甚至极度相斥的言论，公共权力与公共舆论向来是博弈的两极。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权力对公共领域的干预破坏是公共领域天然面对的危机之一，政府如何与公共领域和谐相处对于二者都十分重要。

　　在宿迁医改之争中，对于仇和本人，我们无意也并无立场对这位“最具争议的县委书记”及其“铁腕风格”做出评判，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愿意肯定仇和面对一个暗流涌动的公共领域时表现出的沉着冷静和勇于担责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算是政治人物在新的公共领域下如何作为的一个实验者。

　　一方面，仇和面对公共领域的责难表现出了一个新时期政府领导人应具有的宽容、沉着、冷静的态度，始终坚持大局为重。在我们的定量报告中，曾经对危机管理中领导者最应该具备的素质的作了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沉着冷静、大局意识、团队精神、勇于承担与善于沟通。在变动不断的医改初期，面对空前热烈的公共讨论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正是这位果断的县委书记能够过滤到不利言论，坚持公共利益为重，一次次地定了军心、顺了医改。但是他在善于沟通环节的缺乏，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公共领域内对其的声讨。

　　另一方面，仇和说过“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的话，这使得公共领域内很大一批人选择了支持宿迁医改。政治权力虽然不应该以强势的姿态干扰打压公共讨论，但是在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的博弈中，政府尤其是作为其形象代表的领导者如何通过自身的作为疏导公共领域内的民意，进而影响政治政策的实施，对新形式下的政府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激烈变动的时代，任何一次放任的公共讨论都可能沦为一场赌博，尤其是其背后一直存在的政治权力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引致双方的无穷变数。我们倡导政府在公共利益至上的前提下，给公共意见一个宽松的表达领域，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也要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民意的引导与疏通，公共利益才是守在前方的哨塔，是政府与公共领域都需到达的终点。

　　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必然会带来无数的意外，但是如若我们因惧其异而束其变，那么民意的声音将永远无法以公开响亮的方式传达给政府，而本应作为公众利益代表者的政府也就无法触及千万张面孔下最温暖的心。

　　困境：政府在改革中如何与利益相关者、与公众实现有效沟通？

　　解答：公共领域危机之二——外部元素与其沟通不畅

　　宿迁医改过程中几次出现的问题或者是政府与医院的收购者沟通不力，或者是与医院员工沟通不力等，这些人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也作为医改的直接执行者，其在公共领域内的意见表达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而政府作为公共讨论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与相关者，二者之间的沟通问题直接影响着公共领域的效力与政府政策的实施。

　　政府若想争取民意，公共讨论若想影响政府政策，二者间必须要有共享的符号和意义、互惠的利益和价值，进而在良好的沟通和利益互惠基础上达成共识，构建契约。

　　在宿迁民营医院的一次改制中，政府与医院的收购者有着明显的利益基础，但因意义空间的扭曲，使得大批购买者在不了解具体情况的条件下高价收购医院，因而经营不力只得二次改制，导致了公共讨论内对其政策的质疑。公共领域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个系统，在很多情况下，与政府有着不同的意义空间，尤其是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即使原来共通的意义空间也有可能发生扭曲。因此，政府与公共领域间要全力构建起一个良性的共通的话语空间，这是二者进行对话的前提。

　　而在宿迁市人民医院的改制过程中，政府忽视了医院员工希望得知收购真相的心理，一厢情愿地开起动员大会，将自己引向一个尴尬之地。在这个事件中，政府依然潜意识里把自己看作公共权力的代表者与执行者，认为自己本就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行为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和配合。但是他们忽视了公共领域下公众作为一个群体行动的特点，他们自由地集合与组合，自由地通过围堵罢会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意见。这再一次说明，公共领域使得政治对民意的控制不再可能，沟通才是王道。

　　著名的“沉默螺旋”假说的提出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曾说过：较高的危险要求较高的整合，而对民意敏锐的反应也会导致较高的整合。政府应学会通过对民意的反应与其进行有效沟通，继而影响整合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也应学会与政府或者其它外部要素有效沟通，以达到其公共性的目的和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政府为代表的外部因素的力量正是公共领域存在的理由，不同系统在独立的前提下保持有效频繁的沟通，对话而非对抗是公共领域必然要选择的一条道路。

　　困境：以大学学者为代表的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在其中表达的不同意见对于公共领域有何意义？在宿迁医改中“北大报告”与“清华报告”为代表的两类评价对于其余参与者又起到何种作用？

　　解答：公共领域危机之三——意见表达的从众与异众

　　在宿迁医改之争中，北大清华《报告》的出台和几个学者间不留情面的批评对此次公共领域的意义巨大。大学学者本就在知识、素质、经济、地位方面在整个社会都处于较高的地位，在技术掌握方面也常先于他人，因而在公共领域中常常扮演着较权威的角色。加上我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政治热情，使得以大学学者为代表的本土知识分子一直担当着公共领域主要的构成者与探索者。

　　在宿迁医改之争中，我们看到北大与清华先后抛出两个不同的医改结论，而在公共领域中，以大学学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因其知识储备与社会地位等因素决定，在表达中常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常常会使得公共领域内出现附和不同意见的人群，出现公共领域内的分众与聚众。在这里有两方面需要注意：

　　首先，当在公共领域内，一方的言论占绝对优势时，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沉默螺旋”现象。所谓“沉默螺旋”假说是诺依曼最早提出的，它特指大众传播中的一种现象：当某种意见具有了公开性、广泛性等特点后，会被当作“大多数”或“优势”的意见所认知，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与优越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在这个理论中，公共领域的作用也被提及：人们是通过“意见环境”的营造也就是公共领域的构建来形成舆论力量的。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宿迁医改之争中，如果北大版报告因其学者身份与社会地位被社会大加赞赏与肯定，那么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公共领域内的意见气候会自然地偏向李玲教授为代表的所谓“政府派”结论，即认为宿迁医改是不成功的。而且这个“沉默螺旋”结构会越来越大，从众会越来越多。

　　在这个时候，一个不同的声音就显得尤其重要，即周其仁教授与魏凤春带领的清华版报告的声音。也许，他们的结论不是最重要的，正如前文已经反复强调的对于一项改革应持的谨慎态度；我们更加看重的，是他们的出现对于一次开放的、积极的公共讨论所具有的意义。

　　在意见表达中，“从众”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孤立的恐惧”的一种表现。而一些普通百姓或者草根阶层的恐惧更甚于他人，再加上其能力的限制与身份的模糊性，使底层群体一般不具有提出一个显著的、被关注的异化意见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研究人员、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的不同言论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宿迁医改之争中，周其仁教授与魏凤春博士先后对北大版报告的质疑使得参与讨论的其余百姓在观望时有了选择，而这个选择的过程实际就加入了他们必然的理性的判断。在既有的几个结论面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理解选择支持哪一方并随即兴奋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茫然无措地跟着人潮向前奔跑，却始终不明白奔跑的方向。

　　正是因为“从众”的容易性与简化性，我们更提倡意见表达的异众。尤其是对一件不易得出结论的事情的讨论，意见的稀薄将导致“从众”的扩大和最后结论的一元化倾向，这对于事件本身也并不是件好事。我们渴求通向太阳的不同道路与沿途风景，而不是单行线，并且还是一条有可能遮蔽阳光的路。

　　诺依曼认为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我们认为，在一个文明开放的社会，这个舆论应该是经公共领域过滤后的几种被几批不同的多数人共有的意见表达，是一个多角度的场域而不是单一的声音，也就是对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舆论”。

　　困境：公共领域内的声音如何能在第一时间返还到政府那里？而政府的公共决策如何能在最快时间内传达给民众？

　　解答：公共领域危机之四——公共讨论中信息的不对称

　　我们看到在记者采访中，宿迁当局一直在强调对李玲调查报告的意见，而这个报告是由其卫生局交给他们的，那么，公共领域内的其他声音呢？政府如何收受公共领域内的意见反馈？政府的声音又如何传达给民众？

　　在信息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被划为时间上的不对称与内容上的不对称，从不对称信息的时间上看，包括事前的不对称和事后的不对称；从不对称信息的内容上看，可以是指参与人的行动，也可以是指其知识或信息。

　　在国内，有些学者将其细化为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信息不对称。在这里，我们讨论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

　　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就必然包括上情下达与下情上传两方面的传递不畅所引起的信息不对称，比如在宿迁医改一例中，很多公众在并不了解政府政策的情况下对医改发表评论，导致了公共领域内意见真实性的减弱，这是政府对公众知情权利的破坏，更重要的是，政府常常将自身推置不利境地；而公共领域内公众的大部分意见也常常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传达给决策者，使其不了解民意，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困难重重。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归结于我们前面提到的沟通不畅问题，这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另一方面，信息经济学认为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是因为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包括物质成本与精神成本。如果寻找信息的成本过于高昂，或者有些人不愿意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而能够降低信息成本或者愿意支付这种成本的一方就形成了对另一方的信息优势，从而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的格局。

　　我们暂且不纠缠于信息不对称的产生原因，显而易见的是，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普遍。如果一场公众自认为激烈清新的公共讨论结束后，民意的意见或者是形成的舆论并没有及时完整地反映到决策者那里，整个公共领域的意义便消失殆尽。可见，信息的对称性对于公共领域，既是前提也是结果，我们必将因其出发，也因其停留。

　　困境：在公共领域中，媒体扮演了何种角色，新兴的网络媒体在公共领域的形成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解答：公共领域危机之五——新媒体角色扮演与网络引发的民意暴力

　　在宿迁医改之争中，媒体作为意见承载者与整合者自觉充当了整个话语的博弈平台，虽然在此次争论中，媒体仍然缺少一些深入、专业的调查研究，但是相较于以往对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整个媒体行业利用自身优势发起的一次次舆论围猎而言，已经是十分大的进步。

　　在公共领域的概念提出之初，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派学者就认识到如果参与公共领域的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公共交往必然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而在今天，这个传播手段就是无孔不入的大众媒介，因其自身特点它可以将单个的个体整合组织成为公共的个体并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自发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广阔平台。

　　但是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媒体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对商业的追求造成了传媒功能的退化，变成了被操纵的领域。他曾指出“意见一致的形成，越是通过媒体减轻负担，媒体控制的内部活协的网络就越复杂”。如果说这早几年前的电视、报纸时代是事实的话，那么网络的兴起使得媒体在公共领域内的传播功能又获得了回归。

　　一方面，网络的海量信息性、交互性、稳定性保证了公共领域内信息的提供，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最广阔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论辩环境，尤其是后期BBS、博客等方式的兴起，匿名性特点对参与者身份的保护和意见表达的安全感，使得网际公共领域在参与人数和参与方式上都达到顶峰；另一方面，网络特有的由一个话题引发众人讨论的论辩方式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线性”方式，转向“网状式”，而网络特有的靠点击率赢利的方式使得他们本身欢迎公共讨论，这些优势都使得网际公共领域扩大了传统媒体构建的过于狭小的公共领域，更接近于公共领域的本质。互联网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迄今为止公共领域最理想的沟通媒介。

　　这其中，传统媒体的自由言说功不可没。从中央级的《中国青年报》到地方的《扬子晚报》，从行业报纸的《经济观察报》到以深度调查出名的《南方周末》，我们看到多家媒体都参与到了此次医改之争中，这些媒体还通过刊登专家学者的报告、评论的形式直接推动了医改之争公共领域的形成。

　　但是在我们欢欣鼓舞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2006年在网络世界上演的一场场民意暴力。从年初“虐猫女”到后续的轰轰烈烈的“铜须门”，从虚拟到现实，网络在构建话语平台后其本身具有的庞大话语下的危险性也不得不令人警醒。德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姆曾在其著名的《逃避自由》中解释了个人为了逃避个人责任并获得安全，而选择隐匿在群体中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暴虐。

　　公共讨论本就是一种个体身份模糊的群体行为，除了少数代表人外，大多数人的身份是不被重视的。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公共讨论的各个主体还是相对分散的，但是网络却将这些有着不同背景、思维、道德底线的人集合起来，它已经成为符合群体性、匿名性与意见表达自由性的最佳场所，在这里，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体都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表达勇气。前面已经说过，它天然具有的表达简化性、身份模糊性与其分布的广化与去中心化相结合，必然使得网络成为一块最大的公共领域之地，也使得弗洛姆提出的群体暴力现象更容易发生，在公共领域则具体化为舆论暴力、民意暴力。

　　网络给公共领域带来了无限可能性，在这里，它也依然摆脱不了其自出生就带着的标签“双刃剑”，构建一个最广阔的、清新的网际公共领域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其中，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网络暴力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

　　困境：在宿迁医改之争中公众多是在网络上参与公共讨论，他们是否会因其身份的不可知性而演绎一场虚妄表达，这种状态下的公共领域是否还具有有效合理性？

　　解答：公共领域危机之六——意见表达的去理性化

　　在宿迁医改之争中，我们看到数以万计的群众是通过网络参与到公共讨论中的，因为网络技术的支持，他们不再甘心只做倾听者与旁观者的角色，而是自己掌握了话语权。网络特有的匿名性的特点在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与保护性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了问题，个别极不宽容的人因在讨论中意见不同而利用网络身份的不确定性，攻击、侮辱其他参与者，理性消失殆尽。

　　其实在任何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都是一直以来的问题，只是网络因其特点使得这个问题在网际公共领域中表现的更加明显。从理论上说，公共讨论本就是一个多种意见的交锋和争辩，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多元的价值体系下，要让无数抱持不同价值信仰的个体在一个开放的语境中实现理性沟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理性源于一种统合，同时也带来一种压抑。人类的限制在于，你不能同一时间完成不同的选择，你只能在其中选择一个。即使是“不选择”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那么，自我即意识层面时刻需要完成的工作，便是“统合”，即将前面接受到的无数需求进行分析和整合，最终修正为单一的选择。而这也正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压抑的来源。这种统合和压抑便是理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人不能同时选择A与非A的限制，恰恰是人类理性的至高形式——逻辑的基础。而这只是相对简单的个体理性的过程。在集体中，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也在同时对一件事物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但是集体空间也只能够经过分析整合，将其转化为一种较单一的选择。因而集体空间的理性控制总会给其中的个人意见进行统合，同时也带来压抑。

　　自由是源于一种摆脱压抑的需求，同时它追求个性的充分独立和展示；理性源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压抑同时带来压抑，它追求的是一种统合。因而这两种需要总在相互冲突并带来变化。这正是我们将意见交流过程动态处理的基础。

　　在公共领域中，人们陷入一种巨大人数的集体讨论，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发表意见，并且以此寻求意见表达的自由。但是，很快个人就会发现，在巨大的集体讨论的背景下，人的意见是相当容易被忽视的。这时候，意见很自然的被统一，无数个别的声音逐渐汇聚成几个较单一的集体声音。这个过程便是一种统合，它体现的便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但是，个人不能从这种集体叙事中得到自由需求的全部满足。政治学家阿伦特把它解释为：人不光是要发表意见，而是要追求意见的表现，这里需要一个“他者”能够感知和认同你的意见。在公共领域中，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普通发言者只是作为集体的一员，是作为一个统合意见下的一张嘴出现的，其具体意见不会得到别人的响应，那么，个人的意见虽然发表了，也许还相当有表现内涵，但是却由于他者的缺失，不能够让人们得到足够的回馈，因为真正的反馈是个人差异性的表现。所以，人就会感受到统合过程中带来的压抑，这是一种合理的欲望。而当个体在群体空间下的这种不满足和压抑的状态达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困惑于在匿名空间下个人身份过于平等而陷入一种失去差异性的存在，并且开始渐渐意识到身份差异的必要性。所以，反抗过于统合的身份的办法是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在公共领域内常常表现为意见表达方式、表达意志的激烈性，也就是一种极端情绪的表现，即去理性化的表达。他们借此来表达意见的独特性并希望引起他人的注意。

　　意见发表本就是是人类自由的体现，人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被他者认同。政治学家阿伦特强调把这当作人类特有的追求。作为人类沟通的意义的一个基本来源，去理性化的表达是一种公共领域下可以理解的常态现象。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理性沟通在公共理域中就不再存在了呢？继往学者曾经对此问题争论不休：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只要参与公共对话的人都具备一定的理性能力与真诚性，那么在理想对话情境中，他们就有可能达成共识；是以伯林领军的一些多元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参与公共领域对话的人都具备理性能力、都对自己的立场真诚负责、也都认真地想要追求共识，到头来他们仍然会发现因为人类的价值、信仰、立场在本质上属于多元状态，彼此之间根本无法达成共识。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想，如同汉娜·阿伦特所言，我们“分享着一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如宿迁医改一样的社会热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渐渐出现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如果你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前提是你把其他人看作与自己一样的平等的个体，并且能够与意见不同者交换彼此意见；在这个领域内，暴力失去意义，只有语言和意见是交流的唯一方式，而说服别人的手段也只能是比之更有效的论证，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即是“一种通过效往所获得的意见一致，归根结底必须以论证为根据”。

　　阿伦特对此的解释是我们共同居住于一个世界之上，我们各自以一己所观察到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并表达为不同的意见。但是每一个意见既非绝对真理，也都分别显示了若干真理。公共领域由意见所构成，这些意见必须交流沟通，而通过在公共领域的意见表达和交流，我们让自己与别人都对世界有了更完整的认识，而个体的独特性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也就是在自我意见表达的过程中自动寻找一人上“他者”，满足诉说与被倾听的欲望，并通过有效的沟通使自身独特性凸现。

　　如果能做到上述几点，实现沟通的动态性和人类在意见统合下寻求新逻辑的欲望，释放出统合下的个性压抑，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公共领域就是良性的有效的领域，其中的公共讨论就能达到某种意义上的理性沟通。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化了的“理性”，而是众多学者在探寻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找到的一条相对合理的理性实现之路。

　　本案例适用范围：

　　1、公共领域与社会协商

　　2、公共领域与意见领袖

　　3、公共领域与新媒体

[规则再造]

　　★唯有被认定为重要的东西，唯有值得被看见或听见的东西才能够受到容忍。

　　★理性沟通下的公共领域，在继往的社会发展中将有着居之不疑的意义。

　　★学会通过对民意的反应与其进行有效沟通，继而影响整合公共领域

　　★大学学者本就在知识、素质、经济、地位方面在整个社会都处于较高的地位，在技术掌握方面也常先于他人，因而在公共领域中常常扮演着较权威的角色。